一个女人的一生，其实是不容旁人置喙的，我们可以做的唯有依照她希望的方式，接纳她的故事。

作为一个和徐志摩挂上钩的女人，张幼仪所有贤惠合礼度的三从四德都成了暗淡的陈腐，被厮守的命运就像老宅里高悬的前朝御赐牌匾，尽管积了灰，结满蛛网，可总是被后世在该记起时记起。

徐志摩所提议的两全之策，她只是作徐家的儿媳，而非他徐某人的太太。

在徐老太去世之后，作为“徐家的儿媳”，她亲自操持，甚至在徐志摩遇难后，妥帖地安排徐志摩的葬礼，尽心而合礼地像一个正房长媳所为，张幼仪从来都是最捧场的局外人。

但凡要为这段不幸的婚姻找一个看似恰当的借口，但凡可以怨恨，幼仪都推脱给了那谎报的生辰八字，给了错误一个无可延展的盖棺定论，然而我们必须对生活诚实，无法忽视丈夫对百般讨好的抗拒，沉默是两人之间最讽刺的相处之道。若要为这沉默寻一个怨怼的缘由，幼仪选择了自身，她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做徐志摩的贤妻，以徐志摩想要的女人来度量自己，尽管力不从心，旧时女子的标签被看似理所应当分内事羁绊，在伦敦寄居时，为了照顾日常起居，她放弃了学习的机会。“到我丈夫所爱的女人读的那种一流学校上学”成了幼仪一直以来的诉求。

被协议离婚后，徐志摩在她眼中成了理直气壮的怨恨对象。

他们沉默的方式就像一个在暗处细细描眉的小丑，与时间合谋一场亟待的喧嚣。她从来不曾了解过徐志摩，或者说无从了解，徐志摩暗藏了对她的诸多不满，张幼仪的大脚被无形的礼教约束着，而这正是夫妻之间最惶恐的存在。

“小脚”与西服，从一开始就不被期待，所有期待、急切、快乐的表情早早收敛。

如果可以怨恨，这个被看好的丈夫责无旁贷。他的使命感和浪漫澎湃的才情是严谨如幼仪无从下手的。

当医生把第二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带给她看时，张幼仪回忆自己差点没哭出来，因为她想要的是女孩，一个按她的模子刻出来的女孩，而不是徐志摩的翻版。曾经，徐志摩是她生活的全部，在长子抓周仪式上，孩子拿起徐志摩的毛笔时，她感到的是满心的自豪，仿佛一生都将在这两个男人的荫庇下，光宗耀祖。时过境迁，这种赤裸裸的提醒就像生活的掌掴。

在外人看来，她是才子徐志摩的妻子，是她两个学识渊博的哥哥的妹妹，是富甲一方的徐老太爷的儿媳，张幼仪的名字前总是冠以无数的前缀，旁人尊重的只是她身份的归属地。而她却那样期待一个女儿，就像对自我独立身份的渴求一样。

三媒六聘，大红花轿进了硖石的那一刻，也是命运颠沛的开始，匆匆离开硖石，跳上了逃难的末班船，尽管山水迢遥，可总算到了生命之初的应许之地。徐志摩更像是幼仪流浪过的岛屿，给了她暂时的栖身，可最终也在命运的弄潮中消逝。时光从来没有枉费，只是走了一条看似迂回的路。

她的一生，也许同那个时代的气息一般，一个不自觉的女子在时间的流沙中终于认清了自身的价值。

可不同的是，到头来，人去楼空，在将愤怒的矛头指向徐志摩之后，又把怒气扭转成了爱意与欣赏。

“说不定最爱他的人是我”，这是她所选择的方式来祭奠她的回忆。如果可以怨恨，恐怕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托辞了。而旁人后世也是左右为难，对他对待幼仪的态度很反感，但又不能自控地崇拜他本人和他的作品，如果可以怨恨，这份怨气也被才情说服，只能执笔踌躇......

这半生沧桑，后悔过，怨恨过，终究也熬成了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