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鲁国，还是虢、郑，其公族都是姬姓。从中也可看到同姓诸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情况与此相同的还有燕国。就像鲁国的诞生与大名鼎鼎的“周公”密切相关一样，燕国与“召公”也有着渊源。

召公姓姬名奭。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周文王的小儿子或者庶子。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只是西周王室的支系。无论如何，召公在周初总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尚书·君奭》里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这就说明，周初有两位重臣，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一起辅佐武王年幼的儿子（周成王）。现藏天津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太保鼎”腹内有“大（太）保铸”三字，应当就是召公所铸。在周初的名人中，召公的寿命显得特别长。直到周成王去世后，他还主持了姬钊（周康王）的即位仪式。在太庙的祖先牌位前，召公告诉新天子文王是如何辛苦经营，武王如何争取天下，又再三告诫“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做天子的第一戒律就是“毋多欲”。召公的这篇说辞后来以《尚书·顾命》为名载入史册。

根据以《史记》为代表的史籍记载，周朝开国之后，作为同姓的主要人物之一，召公被派到今天的华北北缘去建立一个新的据点（即燕国）。这里正处在中原华夏族和东北各族交流往来的通路上面，也是商朝势力早已达到的地区。周室将召公封于燕地（河北北部），显然意欲借助他的声威，为周人在北方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桥头堡，既可控制商朝的残余力量，又可向北进一步开拓——在这方面，辽宁的大凌河一带出土过商、周之间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就是一个例证。

／（左）燕侯盂 ；（右）铭文“匽侯作愤盂”。

奇怪的是，燕国的战略地位虽如此重要，但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却只用“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这寥寥数语，就把跨越大半个西周时期的燕国史给交代过去了。同样糟糕的是，惠侯之后，虽开列了釐侯、顷侯二位燕君，但亦毫无事迹可言，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可以说，旧史籍有关西周时期燕国历史的记载，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这是因为“并国史先失也”。至于“国史”失载是否与始皇帝“焚书”有关，这也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更令人困惑的是，自从《史记》以来，尽人皆知先秦的华北有个燕国。可是长期以来人们未见过带“燕”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这就不免令人生疑，难道是《史记》所载有误，西周并不存在一个燕国？好在1955年，辽宁马厂沟发现了一批铜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件“燕侯盂”，其时代约相当于周康王前后，上有铭文“匽（燕）侯作”字样。更令人欣喜的是，1973年以来，北京房山县（现房山区）琉璃河发现了一处周初遗址，总面积达5.25平方公里之多。它是一个包括城址、贵族墓葬及其他遗迹的大型遗址。在发掘中，当地也出土了带“匽侯”铭文的青铜器。比如“伯矩鬲”的内壁铭文就写着，某一日，“匽侯”赏给矩一些贝，他为了纪念这份荣耀，为其已故的父亲作此礼器。这就可以证明，司马迁记述的“燕国”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在传世青铜器里写作“匽（偃）国”而已。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京师镐京与幽、燕地区之间路途遥远，且要横渡黄河，交通极其不便，召公是真的自己去了燕国当国君呢？还是像同在京城辅政的周公派伯禽那样以儿子代封？答案同样深埋在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里。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堇鼎”。其内壁铸有铭文，大体意思是，匽（燕）侯命令名为堇的大臣去宗周（镐京）给“太保”送吃的，太保是第一位匽侯的父亲，因为千里迢迢不容易，太保就赏赐了堇一些钱，堇为了纪念此事，铸了这个鼎。“太保”既是召公，又是第一位匽侯之父，燕国的开国君主显系召公之子无疑了。可以说，这一发现澄清了文献史料对西周燕国建国记载的疑团。除此之外，在古书里关于燕国都城的所在地尚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是在现北京一带，一种认为是在今天的河北蓟县，另外一种认为是在今天河北涞水境内。但琉璃河燕国遗址的出土，使这个曾经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周初燕国的都城在现今北京附近的可能性要比另外两种说法可靠得多。总而言之，近得考古发掘之助，人们对西周时期燕国的情况虽仍不够系统、全面，但比之前的了解已经深入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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