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闯王李自成都被视为伟大的反抗者。他反抗暴政、铲除贪官土豪劣绅、均田免粮，因此在民众中有“杀牛羊，备酒浆，闯王来了不纳粮”的说法。到了解放后，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更让闯王的名号家喻户晓。

但到了如今，一些网络群体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竟将大英雄李自成污蔑成大流寇、杀人狂甚至是华夏的罪人，实在无法让人理解。而某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挖出野史，将李自成打扮成一个“食人魔”。

根据野史《鹿樵纪闻》记载，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后，俘虏了万历皇帝的爱子——福王朱常洵，并将他残忍地煮而食之。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走,王以体肥, 不能远走, 贼得而杀之, 称其肉, 重三百六十余斤, 育分股割, 与鹿肉同烹, 群贼肪食, 名曰: `福鹿宴’”。

简而言之就是，洛阳即将被攻破时，福王和儿子朱由崧从城中出逃。结果福王体重太大，跑不远，结果被起义军所擒。其后，李自成杀了福王，并将他的360斤肥肉与鹿肉同煮，起义军分而食之，并将之命名为“福鹿宴”。

这段记述流毒很广，演变成许多个版本。有人说，李自成将福王的毛发剃光，然后放在一口大锅里活煮；还有人说，李自成在煮死福王时，还将其痛骂了一顿……不一而足。然而根据正史——清人编写的《明史》记载，福王的死状并没有大众想象中那么惨。

根据福王本传记载：“

“明年( 崇祯十四年) 正月，…… （福王）遂遇害……两承奉伏尸哭, 贼摔之去。承奉呼一曰:王死某不愿生, 乞一棺收王骨, 齑粉无所恨, 。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 载以断车… … ”

从这段记载来看，福王死时，尸体应尚存，并未被分食，否则又如何会被他的奴仆所收敛？然而，这段记载只是孤证，很难证明其真实性。

但到了1986年4月，河南孟津县文管委却在民间征集到一方圹志。所谓圹志，就是墓志铭，而这个圹志的主人，正是福王朱常洵。这方圹志字数不多，但却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补充了很多细节。

首先，圹志表示，福王死时非常“壮烈”，乃是“挺身抗节”，”指贼大骂”，于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遂死难焉”。其后，圹志又叙述了福王尸体的去向：

“ 祭葬从优, 一切丧礼视诸藩倍……以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 葬邙山之原”

从圹志的记载来看，福王的尸体显然还存在，并没有葬身于“贼腹”之中，而是葬在了邙山之原。志文与史书相互对照，可印证“福鹿宴”之说为攻击起义军的无稽之谈。

当然，现代网络发明家对李自成的攻击还不止于此，有人说李自成是流贼，到处烧杀抢掠，让中原沦为战火。然而实际上，李自成只是因暴政迫害而活不下去的陕北百姓；而且他也不怎么“流”，他一直追求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这与罗汝才、张献忠等到处烧杀的流贼形成鲜明的对比。

崇祯十五年后，李自成终于如愿以偿地建立了根据地，他严肃军纪，不准士兵掠夺百姓，主要以屯田解决军饷。同时他还派兵四处捕捉为富不仁的富户、贪官污吏以及类似于福王那样的明朝藩王，夺取他们的家产补充军用。反观明朝官军，他们才是掠夺百姓的暴徒，根据《石匮书后集》记载：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桨，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简单来说就是，明朝官军纪律败坏，以“打粮”为名，四处掠夺百姓。百姓在“贼（李自成）”的治下，反而“安舒”，人心向背可想而知。1644年，李自成从陕西进军北京，路上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崇祯皇帝众叛亲离，最终自杀。在那时，甚至连官僚们也放弃了明朝，纷纷“附贼”。如少詹事项煜所说：“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至于骂李自成是民族罪人的，那就更可笑了。明朝灭亡时，皇太极曾派人联系李自成，希望大顺和大清里应外合，攻灭大明，但却被李自成严词拒绝。相反，李自成还多次致书于崇祯，希望他招安自己，而他将率本部兵马，为国驱逐“辽东胡骑”。说白了，就是满洲人的后金政权。

李自成在灭亡明朝后，被八旗军大败于山海关前，节节败退，最终死于九宫山。而他的余部与南明联合，坚持抗清长达20多年。他们前半生反抗暴政，后半生对抗异族南下，可以说无愧于心。

反观明朝官军，比如吴三桂的关宁军，他们成了满洲人南下的急先锋，屠戮无数百姓。而作为清军主力的绿营，本就是旧明朝的军队。而明朝的官僚更是不用说了，多尔衮进京后，他们更是跪迎清军，争先恐后地向新主子效力。

看到这里，读者们可以评论一下，李自成和明朝官僚贵族们，谁才是民族罪人呢？

早在上世纪，明史大学者顾诚就已为李自成澄清冤屈。而现代某些历史发明家，却处心积虑地抹黑李自成，真不知是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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