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槌

一　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1．法治

(1)思想渊源

①《左传》记载，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九刑》，表明早期国家可能已经有了法律。

②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出现在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铸刑书”，把刑法浇铸在金属器皿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

(2)思想流派及代表人物：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主张法治，代表人物是商鞅与韩非。

商鞅：在秦国颁行了一系列法令，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权益。

韩非：提倡君主不要谈礼义，而要以法、术、势驾驭臣下；君主赏罚分明，则臣民必能守法奉令。为保证法令畅通，韩非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3)影响：法家思想既能带来富国强兵的现实利益，又满足了各国君主专制的愿望。在法家思想的指引下，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2．德治

(1)思想渊源：西周统治者建立起以宗法为核心的礼制，同时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

(2)思想流派及代表人物：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主张德治，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

孔子：主张统治者要“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不要过度消耗民力。

孟子：建议统治者 “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

(3)影响：儒家主张通过道德礼义教化民众，重视民生与民意，甚至宣称“民贵君轻”，但儒家思想并不适用于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时期。

【特别提醒】先秦儒家在力主“德治”的同时并不排斥“法治”，先秦法家在力主“法治”的同时也承认基本的道德存在，“德治”与“法治”在中国封建历史中一直都不是相互排斥的，德治与法治相互结合的社会治理方法是古往今来越来越明显的一种共识。

二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1．秦汉时期的律令

(1)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推动了律的编纂。汉朝沿袭秦律，制成《九章律》。

(2)秦汉朝廷还发布法律文告，称“令”。律和令都具有法律效力。

2．魏晋时期律令的变化

(1)原因：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儒家知识分子以经注律。

(2)表现：魏明帝在朝廷设置律博士，命令专用儒学思想来解释律令，进一步推动了律令的儒家化。此后，法律以亲属之间的尊卑亲疏作为量刑的重要原则。

(3)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

3．唐朝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1)《唐律疏议》

制定：律在唐初经过多次删繁就简。唐高宗永徽年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颁布《永徽律》。后来，唐高宗又命人对律文逐条解释，撰成《永徽律疏》， 即《唐律疏议》。

地位：是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

特点：唐律是礼法结合的典范，如对儒家伦理中的“孝”特别重视，要求维护“孝”的伦理的相关律文有数十条之多。

影响：此后，历代王朝大多以此为蓝本创制自己的法律。唐律对邻近的日本也有重大影响。

【特别提醒】唐律的特点之一是依礼制律，礼法合一，这是唐律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典型标志，也是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的最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1)所有条文都以封建的“三纲”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许多法律条文都直接渊源于礼的规范，将礼的精神与律的形式紧密而完美地结合为一体。3)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唐律条文的“疏议”部分。总之，唐律继承了西汉以来礼律融合的传统，使封建的礼教纲常进一步法典化、制度化。

(2)《大唐开元礼》

颁行：唐朝提倡礼治。732年，唐朝政府颁行《大唐开元礼》。

内容：分吉、宾、军、嘉、凶五礼，是一部体系庞大、体例严谨、内容繁复的礼仪法典。

地位：秦汉以来封建礼仪制度的集大成。

(3)强化基层教化：在社会层面， 唐朝政府推广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家训的经验，强化基层教化。

【特别提醒】家训是指家庭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的教养、原则都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家训或单独刊印，或附于宗谱。家训之外，其他名称还有：家诫、家诲、家约、遗命、家规、家教。

三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1．法律

(1)宋朝：基本沿用唐朝法律体系，制定法律多以唐律为蓝本。

(2)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广泛援引唐律。

(3)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

(4)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2．教化

(1)儒学向基层渗透

背景：理学从北宋周敦颐开始，到南宋朱熹集大成。

表现：南宋后期，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逐步确立统治地位，控制教育与科举，并通过授徒、书院讲学等方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甚至深入族规、家训之中。朱熹的《家礼》和《小学》也成为家庭和幼童的行为规范。

(2)乡约教化乡里

背景：宋朝以后，儒学士人投身基层教化，以乡约教化乡里。

表现:

1)北宋吕大钧兄弟是乡约的创造者，吕大钧撰写的《吕氏乡约》，是儒学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

2)明朝后期，乡约改为宣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六谕主劝谕，但也有禁约成分，使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明朝儒学士人常常引用《大明律》来解释六谕，不遵乡约的百姓要受到处罚，甚至被递解官府治罪。

3)清朝乡约基本延续了明朝的模式，但宣讲内容变成了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圣谕广训》，宣讲时也常常引用《大清律例》。

趋势：原本由儒学士人发起的教化百姓的乡约，经政府利用和推广而具有约束力，并与法律合流。

【特别提醒】乡约宣讲是明清两代乡约教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乡约宣讲包含了多项内容，而彰善纠恶和谕文宣讲最能体现其教化作用。乡约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为广大民众所内化，从而起到了巨大的教化作用。

知识拓展:

1．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1)儒家民本思想对当代执政理念的启示

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和荀子都主张“为政以德”的同时要“以民为本”。民为邦本的思想一直贯彻儒家德治论的始终。我们当代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理念，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对先秦儒家“以民为本”的扬弃，当然现时代的为人民服务是真正的以民为本，先秦时代的“以民为本”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

(2)儒家重民思想对关怀民生的启示

在先秦儒家的德治论中，富民教民是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儒家都主张君主在国家治理中要使民利，要使民富，要使民惠，要使民富而有教，这种理论对现时代的今天党和政府采取重视民生、缩小贫富差距等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3)儒家正己思想对现代官德的启示

先秦儒家提出“为政以德”的同时要求统治者修身正己，统治者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种修身正德的思想放在当代对我们政府工作人员的养清倡廉，对我们市场经济下的经营生产者遵信守义具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

2．儒家德治思想的局限性

(1)先秦儒家的德治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治”特点。

(2)儒家德治论具有道德政治化的特点。

(3)儒家德治论的等级制度森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德治治理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

3．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1)进化的历史观

先秦法家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这在今天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我们当代制定的国家大政方针，法律法规都是要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随社会的现有现实来改变的。

(2)对法的尊重

法家主张法令要公布于众，法令一旦颁布就应该稳定，法令具有平等性，“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对特权的存在，这些都对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以法治国的愿望

先秦法家非常重视法在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主张把“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首要手段，体现出了强烈的以法治国的愿望。这种以法治国的愿望对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4．法家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1)人治属性

法家主倡的“法治”中的法是君主一人意志的体现，法家主张的“法治”的权力是君主一人之权，这就无可避免地说明法家的“法治”论仍是一种被掩盖在看似平等的法的大幕下的“人治”。

(2)重刑峻法

法家开了重刑峻法的先河。法家的严刑峻法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在历史上留下了重刑主义的恶名。

5．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1)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皇帝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2)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中国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响，而强调遵循礼教，强调维护纲纪伦常，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行为人的等级身份和血缘关系成为定罪量刑的必要前提。

(3)法律以刑为主。 古人刑、法、律三字往往通用，法官通称刑官，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4)司法从属于行政。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中央虽设有专门司法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君权)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

6．中国古代家训的特点

(1)创作主体：中国古代家训的作者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来源广泛，身份多样。

(2)呈现形式：中国古代家训形式丰富多样，比如“家书”“家训”“家训诗”等。

(3)主要内容：中国古代家训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体现了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中国古代家训与时代政治关系密切，比如在家训中引用朱元璋圣谕等；中国古代家训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变迁，比如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家训流行。

(4)主要功能：中国古代家训重视教化功能，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

(5)传承发展：历史悠久，中国古代家训不断总结前人经验，吸取同时期人的经验，形成了特色表达；中国古代家训的传播借助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比如印刷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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