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忠鲠不挠，曾获皇帝褒赐“忠勤正直”匾额；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联合绅民，锐意收复广州，开展蓬勃的反侵略斗争

为官忠鲠不挠，曾获皇帝褒赐“忠勤正直”匾额；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联合绅民，锐意收复广州，开展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

泉州网讯 （记者吴拏云）今年是泉州清代名宦黄宗汉逝世155周年。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这位曾经叱咤一时的老臣在上海病逝，享年62岁。他的家眷将其灵柩扶送返乡，安葬于当时泉州涂门外的赤山乡。作为清朝最后一位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五口通商大臣，黄宗汉是抱憾而终的，他渴望实现的制夷救亡之道在暗如迟暮的晚清，终成蜃楼、泡影。但是，作为一位有良心、有骨气的中国人，以及一方的执政者，黄宗汉在直面外国侵略者时展现出的刚毅与勇猛，却是晚清官吏中罕见的。

黄宗汉故居外竖立“大司马”碑 （吴拏云 摄）

黄宗汉，字季云，一字坡友，号寿臣，晚号望云老人。嘉庆八年（1803年），黄宗汉诞生于泉州一书香门第，其父黄念祖是泉州城内颇具名气的教书先生。道光十五年（1835年），黄宗汉中进士，由此跻身仕途，一路晋升。咸丰二年（1852年），黄宗汉已官至浙江巡抚一职。由于任内“办理各路防堵不动声色，措置裕如，督办漕粮、海运亦极认真”，文宗（即咸丰帝）对其硃谕嘉奖，内有“朕与汝精神相注，如日追陪”之语。咸丰四年（1854年），文宗特诏褒励，赐黄宗汉御书“忠勤正直”匾额，勉励他“慎终如始，以成一代之名”。稍后，黄宗汉即被擢升为四川总督，任上他平冤狱、筹兵饷、镇苗逆、治盗患，为大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但晚清国内外形势波谲云诡，黄宗汉没有料到的是，不久他将被卷入更复杂的政治旋涡当中。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武力叩开中国的门户，这场战争也是当时西方列强对华实施“炮舰政策”的典型例证。在这之后，侵略者就像嗜血的鲨鱼一般，变得更加贪婪与凶狠，而清朝统治者的软弱，则更让中国成了英法等国眼中的“带血的鲜肉”。

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端，连占广东虎门口内各炮台。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掳，广东巡抚柏贵受挟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广州城战役”。这场战役也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据史料记载，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拆毁民房，掳掠子女，恣睢暴戾，无所不为”(清咸丰年间《筹办夷务始末》)。

南方告急，黄宗汉临危受命奔赴广东，出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五口通商大臣。与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一样，黄宗汉也是力主抗击外夷侵略者的，赴任南下时，他于沿途广招义勇，经过家乡泉州时甚至还募征了一批神射枪手——“于过泉州家门时，即邀亲友嘱为招募神射枪手，挑选精壮，教练步伍，以一人管带五十名为率，备一两千名……”(清咸丰年间《筹办夷务始末》)，为后续的制夷行动做准备。抵达广东后，黄宗汉驻扎在惠州，与广东籍的前户部侍郎罗淳衍、前太常寺卿龙元僖、前工科给事中苏廷魁密切配合，组成当时赫赫有名的“一督三绅团”。他们在广东联合绅民，锐意收复广州，开展蓬勃的抗夷救亡斗争，时而采取公开的、集中的方式打击侵略者，时而也采取秘密的、分散的斗争方式打击敌人。

清源山碧霄岩一带，有“忠勤正直”摩崖石刻。 （陈起拓 摄）

当时，与黄宗汉同朝为官的福州人林寿图，特地写了一封信给远在广东的黄宗汉，信云：“自海氛多事，彼所畏吾乡两人，昔之林文忠、今之阁下，愿加努力，尽所能为，是中外所属望也。”（见黄宗汉墓志铭）林文忠即林则徐。林寿图认为，入侵广东的洋人之前畏惧的是林则徐，而今怕的是黄宗汉，他鼓励黄宗汉竭尽自己所能，为国御侮。黄宗汉在广东也确实颇有作为，面对国恨家仇，以他为首的“一督三绅团”同仇敌忾，在广东成立团练总局，招募东莞、三元里、佛山练勇数万人；他们还四处张贴告示，大造舆论，激励士民奋起反抗英法联军的侵略；同时密令禁止国人与侵略者进行贸易，并发出悬赏令，表示要重赏“做内应帮助光复省城或擒获敌酋巴夏礼者”。“一督三绅团”的抗夷行动，使得英法联军在广州一度受挫，也滞缓了这些贪婪者进一步入侵中国的脚步。

可惜的是，当时的清政府根本没有与列强较量的坚强毅力。咸丰八年（1858年）5月，英法联军再犯天津，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当消息传到广东时，广东新安镇乡勇义愤填膺，杀死了几个出来张贴告示之人，这让英法侵略者恼羞成怒，立即调兵攻陷新安镇，并向清廷施压称：“和议既成，而一督三绅仍作梗和议，必须查撤！”早已被外夷炮火吓怕的清廷遂以黄宗汉“有碍和局”为由，免去其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之职，调任四川总督，不久召其回京，改以侍郎候补。这样的遭遇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免去两广总督之职的林则徐，又何其相似。

数年之后，文宗病死热河，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在铲除顾命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同时，也给主战派黄宗汉扣上“黑帽子”，将其“革职永不叙用”。黄宗汉和林则徐最终都落寞收场。在清末朝廷的腐朽统治下，这样的结局也并不算出人意料。

黄宗汉的故居位于今天泉州市区镇抚巷内，大门外矗立着红砖砌座的“大司马”花岗岩石碑。泉州清源山碧霄岩一带，仍有黄宗汉“忠勤正直”摩崖石刻，旁附“清咸丰皇帝圣谕碑”碑文，正是咸丰四年由文宗御笔亲书、大臣何绍基录文、黄宗汉勒石而成的。如今这块摩崖石刻已是青苔斑驳，同样斑驳的恐怕还有那段被岁月覆盖的历史。

黄宗汉：晚清权力争斗的牺牲品

“三余”书房门匾依稀可辨

本期人物简介

黄宗汉：字季云，号寿臣，晚号望云老人，清代泉州登贤铺人。官至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吏部侍郎，曾获文宗钦赐“忠勤正直”匾额。

核心提示

黄宗汉去世之后，其墓志铭由嫡长子、探花郎黄贻楫亲撰。黄贻楫在墓志中详述黄宗汉在仕途晚期蒙冤，遭慈禧等人排斥的经过，并发出“此冤未伸，天何聋瞽”的哀叹。那么，黄宗汉这样一位曾经的封疆大吏又是如何走到慈禧权力集团的对立面的呢？本期“调查”就让我们一道去试窥这段历史背后的玄机。 □记者 吴拏云 文/图

名门宅邸鳞次栉比

嘉庆八年（1803年），黄宗汉出生于泉州登贤铺镇抚巷内，为黄念祖的第六子。据《晋江满库黄氏族谱》一书介绍，黄宗汉这一族的祖先原本世居泉州法石乡，奉“满库”为堂号（可惜由于族谱早年佚失，“满库”堂号因何而来，如今已是个谜）。后来，传至八世黄世熊，由法石迁居郡城集贤里，开枝散叶而成如今远近闻名的“观口黄”（族人聚居于元妙观口）。

黄宗汉的故居今仍位于镇抚巷内，据其裔孙黄小寅、黄大鹏、黄承潔等介绍，旧时，北至元妙观后、南临打锡街内侧、西滨中山路、东接承天寺，鳞次栉比的一大片宅第皆是黄宗汉家族的宅邸。步入黄家大院，楼阁亭台数十重，纵横如画，其中还有“梅石”“一六”“三余”等三处书房，更为名门大宅增添一抹书香之气。梅石书房的“梅花石”尚存，黄氏裔孙媳洪黎晶表示，此石据称是黄宗汉在四川总督任上，派人由四川千里迢迢运回来的。传说此石能预报风雨阴晴，十分神奇。

故居内今悬有一块“进士”匾，乃黄宗汉道光十五年（1835年）金榜题名时所立；另有“探花”金字匾，为黄宗汉的嫡长子黄贻楫于清同治甲戌（1874年）殿试中探花时所立。不过原匾早已无存，今两匾俱为复制品。正厅大门上有黄宗汉自撰对联“雄文豹蔚尊鸾阁，家业蝉嫣荫鲤庭”；另一处厅堂中门则有黄贻楫所撰对联“修其孝悌忠信；以为黼黻文章”。据黄氏后裔称，“观口黄”自古传下“读书积德、淡泊处世”的祖训，故如今族裔家宅的门户上都贴有“读书”“积德”字样的警语。

黄宗汉故居外竖立着一块“大司马”碑，“大司马”三字入石有一厘米深，笔力遒劲。石碑背面撰写着黄宗汉的生平简介。这块“大司马”碑据说原为黄宗汉“忠勤正直”牌坊的一部分。“忠勤正直”牌坊旧时立于打锡巷口（今址为泉州市鲤城区行政服务中心）。上世纪50年代，牌坊被拆，此碑便流落于民宅之内，后由黄氏族裔黄子锒、黄小寅等于1998年觅归。“大司马”在东汉初为三公之一，品阶极高。明清时，兵部要员常用此为别称。黄宗汉曾任军机章京，后出任两广总督时按例兼任兵部尚书，故有此号。泉州文保专家黄真真表示，“大司马”碑当年能失而复得，实是泉州文保的一大幸事。

黄宗汉故居今仍位于市区镇抚巷内

一代良臣宠遇隆渥

“观口黄”历代以来贤达辈出，但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黄宗汉。黄宗汉“幼而聪异”，7岁失怙，由长兄宗澄教养成人。黄宗澄比黄宗汉年长了整整21岁，他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举，是清末“观口黄”家族的主要创业者。“观口黄”清末在泉州有很多产业，其主要经济来源为店铺经营和出租，店铺分布于观口、后巷到敷仁巷、镇抚巷，连成一片，经营范围十分广阔，有布庄、绸缎庄、糖果店等。黄宗澄对待黄宗汉十分严苛，据黄贻楫所撰黄宗汉墓志铭（原名为《清诰授光禄大夫署吏部右侍郎黄公墓志》）载曰：“（宗汉）受伯父退岩公（即宗澄）教养，勤苦刻励，至于成人。事兄如父，出告反面（即外出和返回都要禀告），小不称意旨，即恐惧无所容；迨受官归，不命之坐不敢坐。”正是因为长兄的管教严厉，才使宗汉后来为官时，处处秉持办事严谨、端正的态度。

黄宗汉11岁读遍诸经，17岁中秀才，道光元年（1821年）18岁中举人副榜，道光十四年（1834年）为正榜举人，翌年联捷进士。踏上仕途之后，黄宗汉初选庶吉士，散馆改兵部主事，后充任军机章京，历任员外郎、郎中，迁御史、给事中。担任御史时，黄宗汉多所弹劾。云贵总督桂良“昏庸废事”，只因他是皇亲（其女为亲王福晋），其他御史无人敢言，独黄宗汉不惧权势，上疏弹纠，获得道光帝的赞许和采纳。黄宗汉的这次弹纠也为其晚年蒙冤埋下了祸根。桂良虽受斥责，但毫发无损，对黄宗汉却已然恨之入骨，伺机报复。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黄宗汉出为广东督粮道，后调雷琼道，历山东、浙江按察使。《清史稿·卷394·列传181·黄宗汉》载：“咸丰初（1851年），巡抚吴文镕荐宗汉可重用，迁甘肃布政使。二年，擢云南巡抚，未之任，调浙江。”

黄宗汉上马浙江巡抚时，正逢湖州一线漕船搁浅，漕粮改留变价，亏银达30多万两，布政使椿寿情急之下自缢。为保证京城粮食的供给，黄宗汉于是倡办海运漕米，获得朝廷的支持。他在浙江任期间，“严整吏治，裁撤陋规，布置合宜”。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黄宗汉分兵江苏、安徽境内，堵截太平军进入浙江要道。不久小刀会在上海起义，攻陷城池，切断海运线路。穷则思变，黄宗汉又建议漕粮改在江苏浏河受兑，使漕粮顺利北运。清军重兵驻江南，江南大营后勤任务十分繁重，黄宗汉致书专办军务的钦差大臣向荣，建议江、浙、赣三省按月定额接济，有效地解决江南大营军饷难题。浙江有书院“诂经精舍”，出现经费短缺状况，黄宗汉闻之十分关心，“捐廉充补”，使书院得以继续维持。

黄宗汉在这一阶段表现出的精明干练被文宗看在眼里，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文宗特诏褒励：“浙江巡抚黄宗汉，自简任以来，办理各路防堵不动声色，措置裕如……历览该抚奏报精详之至，毫无瞻顾，深堪嘉尚。着发去朕书‘忠勤正直’匾额一面，赏给黄宗汉。该抚领朕所赐御书，不必作奖励观，作纪实观。朕尤愿汝慎终如始，以成一代之名。”文宗赐给黄宗汉的御书“忠勤正直”匾额，后又由大臣何绍基笔录、黄宗汉勒石于泉州清源山上。此时的黄宗汉可谓宠遇隆渥、名噪一时。

梅花石相传能预报风雨阴晴

危难之机领命南下

不久，黄宗汉被擢为四川总督。在四川总督任内，黄宗汉“裁一切漏规，平反冤狱数十起。各州县钱粮津贴多征少解、徭役苦累闾阎均为惩办，一时吏怨少恩、民怀大德”，可见，黄宗汉为了聚拢民心，不惜得罪下属官吏，更不计较个人得失。难怪后来其墓志也叹曰：“呜呼，府君（即指宗汉）居官梗概，上惟两圣人知之、信之，下惟士庶民感之、悦之，更何暇旁计毁誉然。”宗汉在川期间，西藏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发生内斗，驻藏大臣请求朝廷派兵镇压。文宗命成都将军往征，并令四川筹兵筹饷。黄宗汉在研究形势之后奏称：“毌庸蛮触相斗，可一言开释，奚大举为？”意思就是像这种情况哪里用得着大动干戈、武力镇压，可以好言相劝，居中调停即可。果不其然，朝廷调停之后，西藏之乱没多久就平息了。后来，“贵州苗逆思窜蜀，酉阳、忠州有盗起”，也都纷纷被黄宗汉“密谋定之”。

咸丰六年（1856年），黄宗汉被调回京城补内阁学士，兼署刑部右侍郎、顺天府尹。在任内，他“理平粜、通钱法、弭蝗患，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把工作做得漂漂亮亮的，令文宗十分心悦。也正是出于对黄宗汉的信任，在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掳之时，文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黄宗汉。他觉得派遣黄宗汉南下广东，必能“外示兵威，内借民力”，转圜事机。

南下广东，黄宗汉被赋予的身份是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这就几乎囊括了广东一地的军、政以及外交大权，特别是“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代表的外交权力，这对于清之前的各朝各代地方长官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外交权力实是一块烫手的山芋。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十三行专营外贸的特权被取消，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五口相继开放。为了应付头绪纷繁的通商交涉事宜，1842年10月，清廷任命曾代表中国与英方议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为两江总督，兼筹一切通商交涉事宜，通商大臣之设由此发轫，史称“五口通商大臣”。1844年，耆英调任两广总督，并授命以钦差大臣办理各省通商善后事宜，于是，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也就成了两广总督例兼的职务。

然而，鸦片战争的炮声终未使清朝统治者从昏睡中惊醒，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通商大臣的设立，在王朝统治者的眼里只不过是对咄咄进逼的西方人采取的一种“羁縻”手段。两广总督看似可以独立与西方人建立外交联系，实则暗奉皇帝“驭夷”旨谕，时刻听取的仍是来自京城的声音，往往不免陷入首鼠两端的外交僵局。黄宗汉的前任叶名琛，在广州城战役前后竟奉行“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奇葩原则，实际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宗的个人态度。在叶名琛被洋人捕获，并被英法侵略者用来要挟清廷时，文宗对其的评价陡转一百八十度，叶名琛由“知人善任、勤勉政事”的形象，摇身而成“刚愎自用，办理乖谬”之臣。所以黄宗汉此时出任两广总督兼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实是被推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

名门大宅，巷弄幽深。

一督三绅协力抗夷

驰赴广东之前，黄宗汉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在京时，与文宗密商制夷策略，两人前后会面多达11次，“召见十一次，陈制夷方略”。黄宗汉此时提出自己的态度，即反对和议，力主抗击外夷侵略者，请求发动民间力量，练兵讨夷，并推荐暗中起用前户部侍郎罗淳衍、前太常寺卿龙元僖、前工科给事中苏廷魁等粤绅，共同参与行动。黄宗汉墓志铭载曰：“请勿轻听和议，宜许广东绅民自集团练讨夷，众志成城，痛加剿洗，断不可稍为遏抑。并荐罗侍郎惇衍、龙太常元僖、苏给谏廷魁堪膺任使。上悉从之。”可见，文宗对黄宗汉的制夷之道是首肯的。这从《筹办夷务始末》内的谕折中，亦可看出端倪。（《筹办夷务始末》，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为清代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的官修对外关系档案。该书所辑多为谕折、廷寄、照会等原始资料，凡三朝时期的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皆有记载，故尤为珍贵。）

其次是由闽入粤时，黄宗汉便未雨绸缪地沿途广招义勇，经过家乡泉州时还招募一批神射枪手——“于过泉州家门时，即邀亲友嘱为招募神射枪手，挑选精壮，教练步伍，以一人管带五十名为率，备一两千名……”为后续行动做准备。大量召集义勇兵力，不难看出，黄宗汉对于广东之行的艰险，早有预估。

抵达广东之后，由于广州沦陷，黄宗汉暂居惠州，与罗淳衍、龙元僖、苏廷魁三绅密切配合，锐意收复广州，时人称之为“一督三绅团”。他们成立广东团练总局，招募东莞、三元里、佛山练勇数万人；还四处贴告示，悬重赏捉拿“夷冠巴复礼”；一面通饬各县各乡，议定“绝贸易，断接济，禁服役”各章程，并暗约沿岸各乡团，如有夷船联帮进入内河，两岸团练群起而攻之，以挫其骄横之气。这一闹，搞得广州城内的英法侵略者胆战心惊。但侵略者也深知绅民奋力抵抗之义举，“明则三绅出头，暗则一督主意”。

咸丰八年（1858年）4月13日，夷兵及奸细2000人，乘船而来，扬言要到惠州掳捉黄宗汉。得知消息后，黄宗汉镇定自若，做好迎战部署。结果侵略者的船只在途中遭遇大风浪，未能到达惠州。但英法侵略者岂能就此罢休？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5月，英法联军再犯天津，直逼北京，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激起了百姓的切齿痛恨。当英国侵略者在广东张贴和议告示时，新安镇乡勇奋起突袭，打得侵略者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英法联军恼羞成怒，调动大量兵力攻陷新安镇。声称是“一督三绅”处处作梗，使和议无法真正达成，逼清政府要撤去“一督三绅”。清政府摇尾乞怜，慌忙以黄宗汉有碍和局为由，免其两广总督及五口通商大臣之职，调任四川总督。不久黄宗汉返京，改以侍郎候补，后出任吏部侍郎。

奇怪的是，《清史稿·卷394·列传181·黄宗汉》在评价这段历史时，不仅不伸张黄宗汉的抗夷功绩，反而斥其“驻惠州，惟恃联络民团，出示空言激励，为英人所禁格，不能遍及……民团大举攻城，初胜终挫，悬赏格购洋官首，亦仅时伺隐僻，有所杀伤而已。宗汉外怵强敌，内畏民嵒，不能有所措施。”

究竟是谁在“外怵强敌，内畏民嵒”？《筹办夷务始末》所记谕折，足以揭示真相。《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八》：“谕军机大臣等：前据何桂清等奏……该夷等所诉各情，皆系一面之词，明知称兵肇衅其曲在彼，而处处以叶名琛为词。谕罗惇衍等令其联络绅团，将该夷驱逐出城，然后与之理论。如果绅民合力，该夷稍知畏惧，黄宗汉到后外示兵威，内借民力，与之讲明利害，事机尚可转圜。若该夷不遵晓谕，竟来上海，该处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着即与何桂清妥筹设法，令其回粤。不可泄漏调兵消息，使该夷别生枝节……”《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十八》：“谕军机大臣等：前于四月初七初十等日，将夷船到天津后，大概情形，及该夷占据大沽炮台，未能即时用武各情节，先后寄知黄宗汉矣……且该夷所筑炮台，能使十里内外，不能驻足。此时罗惇衍等，恐急切未能攻城。着黄宗汉怀遵前旨，如团练力可制胜，万全无失，则听其进攻，不必阻遏。倘胜负尚未可知，则不可轻于一试。设有疏失，转令夷人窥破此用民剿夷之说，亦不足慑服夷人。况黄宗汉所带兵勇无多，必须蓄民团之威，以为局外调停之助。若并此不足恃，则黄宗汉愈无把握。此系慎重机宜，并非遏民义愤。黄宗汉当与罗惇衍等妥密商办可也。”对于外夷，文宗投鼠忌器，不敢全力反抗，这在《筹办夷务始末》有诸多记载。而黄宗汉未能贯彻他自己的制夷方略，则多因朝廷掣肘。

心灰意冷悲凉病逝

黄宗汉返京，更大的祸事还在等着他。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了北京，文宗与宠妃那拉氏（即慈禧）逃亡热河承德府，留恭亲王奕訢与外夷议和。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掠夺珠宝，后将圆明园焚毁。恭亲王与桂良等释放英国俘虏巴夏礼，开城迎寇，与列强签订盟约。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文宗病重，危在旦夕。临终前谕令皇长子载淳继承“大统”，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位大臣为“顾命大臣”，赞襄政务。不久，文宗驾崩，载淳继位，年号“祺祥”，后改为“同治”。同年九月，皇太后慈安、慈禧勾结恭亲王奕訢等人发动政变（史称“辛酉政变”），杀死肃顺，令载垣、端华自尽，罢景寿等五大臣职，实行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并重用桂良为军机大臣，开始借他们之手扫除异己。

正如前文所述，桂良早对黄宗汉积恨至深，此时正好借机报复。在查办顾命八大臣“党援”时，最初无人指证黄宗汉。桂良便向专办此案的许彭寿暗示称：“如黄某者何不列入耶？”彭寿领其意，立即将黄宗汉也列入“党援”名册，但却查无“实迹”，只好模糊称“该侍郎（黄宗汉）又以京城情形可虑，遍告于人，希冀阻止，其为意存迎合载垣等，众所共知”，以此问罪于黄宗汉。最终，黄宗汉与礼部尚书陈孚恩“均着革职永不叙用”。《清史稿》称：“黄宗汉依违贻误，终以依附权要被谴。”黄宗汉始终逃不脱这“莫须有”之罪。

虽被革职，但黄宗汉自问坦然，念“山陵未定”，没有马上离开京城，而是选择留都两年，杜门谢客，内心希冀朝廷能回心转意，将他重新起用。然而，这一切不过是镜中水月，召其返朝的圣旨并没有出现。

同治二年（1863年），黄宗汉得泉州同乡陈庆镛延请主讲清源书院，此时已对宦场心灰意冷的他，才带着家眷及数万卷书南归。在途经上海时不幸得病，寄寓泉漳会馆。同治三年正月，黄宗汉在上海寓所病逝，享年62岁。黄宗汉一生著有《奏议》20卷，《海运全书初编》10卷，《续编》4卷，《筹防纪略》4卷，《筹海纪略》4卷，《公文》8卷，《诗文钞》4卷，《手札》4卷。惟《海运全书》梓行，余未刊。后来，其子黄贻楫为他编辑诗文稿名《黄尚书公全集》，书稿现存厦门大学图书馆。

当年林则徐禁烟后被发配伊犁时，曾悲愤吟道：“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亦感发苍苍。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即使身受委曲，仍不忘抗夷救亡，恐怕黄宗汉飘然南归之时，也是怀着这种心境吧。公道自在人心。那些为国抗夷、驰骋天际的先辈身姿，终究是不会被民众所遗忘的。

本文作者：泉州网(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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