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到历史的《山海经》

在文明的分野中，人有了种族和地域标志，开始了国家化的进程。我们从《山海经》中看到了这一进程在上古时的景象。

《山海经》世界，就包含了青铜时代和玉器时代，考古学认为，《山海经》反映的世界，处于金石并用时期。

《山海经》里已经有了许多古国，分布在山海间，看来很有些志怪，不过，那是用了我们习惯的文明背景做参照，若投以万物有灵的原始眼光，就不以为奇了。

人是自然的产物，当然得有自然的形态；人还是自我的产物，还得有超越自然的样子。对于自然的超越有两种，一种是物性的超越，还有就是灵性的超越。

物性的超越，表现于物体。比如在人体上，便有三头六臂、千手千眼出现，以加法—扩张的方式，将人体功能做大做强。总之，就是要跟自然生成的不一样。

而灵性的超越，比如，人首蛇身，便是人的灵性进入蛇身，与之为一体。而龙，则是多种动物属性，被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综合起来，用万物一体的观念来表达。

这两种超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潜移默化，形成了“志怪”系列。还有一种超越，是人对于自身的超越，我们称之为“神性”超越。

比如“夸父逐日”，便是一则人类直立行走的神话。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十三首，其中，第九首“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根据就在《大荒北经》所言“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的抱负。还有《海外北经》称述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的生命转化传奇。

夸父追日

通常，我们都将夸父死后化作的夸父之山及其弃杖所化之“邓林”，仅仅放到华夏文明摇篮地来看，有人看其地在今湖南乃至广西境内，有人根据《山海经》郭璞注和《水经注》看其地在今河南灵宝西南，且引陈寅恪之《〈桃花源记〉旁证》，确认“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这样，就为夸父山和“邓林”在华夏文明摇篮地里指定了一个确切的位置，顺便解决了“桃花源”的出处问题。如此看来，《桃花源记》便有了《山海经》的神话背景了，是神话地理与历史地理互动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回到神话的背景里来求神话学的解，而非寻求历史地理的解，那就不一定如此了。

《山海经》里，还有一个关于夸父的神话，放在蚩尤战黄帝的背景下，而有“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的说法。这个说法，出现在《大荒北经》和《大荒东经》里。台湾学者王孝廉在《中国的神话世界》中，谈到“应龙杀夸父之神话传说”，他认为，《山海经》有两个夸父，“逐日道渴而死”的夸父和被应龙杀死的夸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个不同的夸父，他说是由于“两个不同的神话传说在久远的时代里被互相混淆了”，这样说来，虽然符合常识，算个合理性解释。但其释读的立场，还是根柢于历史，忽略了神话属性。

《山海经》时代，已然神话与历史交错，这一点在地理上也反映出来。历史的合理性与神话的合理性不同，“混淆”一说，是基于历史的合理性而言的，历史思维的时间与空间不同于神话思维，有始有终是历史思维的基本原则，而神话思维则享有无始无终的特权。因此，我们面对神话传说，切忌用历史思维的有限性去解读，而应回到神话思维本来面目，用无限性的方式，做无始无终、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解读。

从神话到历史，《山海经》世界贯穿了三个时代，包含了两个中国。

三个时代，分别是彩陶时代、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从彩陶时代到玉器时代，是文化中国从滥觞到形成的时期；从玉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是文化中国向王朝中国的过渡时期。两个夸父的形象，就是在这三个时代的更替中形成的，在对两个中国的追求中，表现了不同的命运。夸父逐日，是在彩陶之路上兴起的对于文化中国的追求；参与蚩尤与黄帝大战的夸父则投入到对王朝中国的追求中，在王朝中国兴起的第一场战争中被应龙杀死。

两个夸父的形象，反映了两个中国的存在。虽然同归于死，但在文化中国里，用了神话思维，可以死而复生，可以在万物一体中转化，后世作为文化中国标志的桃花源，据说，就出自夸父化作的那一片“邓林”。而在王朝争战中被杀死，用史官文化来看，便是死有余辜了，在两个中国里，其命运竟然如此不同。

但是为历代民众所喜爱的，还是那个逐日的夸父。在神话思维里，他大概不会有那些科学带来的烦恼和现代化的困惑，他大概不太在乎大地是扁的还是圆的，地球能自转为什么还要公转，当然也就更不会去追问究竟是地球中心还是太阳中心这些意识形态问题了。这些问题，对于神一样的巨人来说，都不值得一提。

陶渊明画像

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紧接着“夸父逐日”的，是“精卫填海”和“刑天造反”的故事。陶翁诗曰：“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精卫填海”的故事，就像“愚公移山”一样，至今，仍为人所乐道。不过，不是作为政治神话的样板，而是作为民族精神的标志。如果说“夸父逐日”，是人类第一次以直立行走的方式进行的地理大发现，以此确立了天人关系的地理坐标，那么“精卫填海”，则是人类在大地与海洋的进退中的自我选择和自由意志的表现。海岸线从来就不是固定的，它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被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能动性地改变——惟有人能使沧海变桑田。

而刑天的故事，则见于《山海经·海外西经》，说他“与帝争神”，“帝”指黄帝，“争神”，也就是发生了争夺神权的战争。结果，他被“帝”斩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起斧子和盾牌，继续战斗。正是在这样的神话里面，埋伏着古代王朝国家起源的叙事。古代国家起源，固然要有相应的地理机会和文明条件，但最直接的动力因，便是战争。用历史眼光来看，“刑天”失败了，若以神话取向，则因刑天多变化，而显得神通广大。陶诗叹其“猛志”，即有感于他以自由意志的游戏的姿态挑战黄帝。

英雄从远古走来，从神话走向历史，留下一个传说时代，被结集在《山海经》里，无论成书于何时，它都留下了初民用文明初曙之眼看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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