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剧照）

汉初大力倡导“黄老无为”的治国理念，将其作为统治的指导思想，这对汉初经济恢复与政治重建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到文景时期，黄老思想大环境下滋生的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己经渐渐浮现出来：君与臣矛盾趋向白热化；豪强大族专横一方，集聚社会财富；百家争鸣再度兴起，多元思想格局异化统一思想，这些现实统治政策的问题都与“无为”紧密相关。而诸侯王问题是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转型过程中最为棘手的，它与其他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严重阻碍着统治政策转型的进程。

平定七国之乱后，景帝对诸侯王政治打压，经济限制，解除了统治者在加强集权时的后顾之忧。汉武帝时，没有了诸侯王的掣肘，在加强集权时得心应手，犹如阪上走丸。统治政策也水到渠成的由“无为而治”向“有为而治”转变，主要表现为郡国制向郡县制转型、经济实现了集中调度思想的形成及由保守的和亲向威震匈奴转变。从此，西汉王朝政治转型得以实现，进入了西汉王朝的全盛时期。

一、郡国制向郡县制转变

武帝即位后，继续削弱地方诸侯王国势力，贬损其地位，使之与郡县无异，接受朝廷的直属领导。当时主父偃上书言：“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而现在诸侯王或连城数十，土地方圆千里。诸侯王平时便骄横淫逸，胡乱行事，危机之时急则“合纵”以逆京师。如果强行削减他们的封地，就会激发起谋反之心，从前晁错削藩策激起七国之乱就是教训。如今诸侯王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个，而只是由嫡长子继承。

吕后插画

“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表明主父偃对错“急削”并不赞赏，而更倾向于实行“推恩”的方式，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其他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管理，地位相当于县，以达到“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的目的。自此，“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失去了与汉朝分庭抗礼的能力。

另外，还可以从宗室犯罪类型看出诸侯王势力的衰落，武帝一朝只在前期发生了两宗谋反案，谋反案的逐渐减少，其他政治犯罪、伦理犯罪、刑事犯罪的大大增加也变向说明了诸侯王国已无力造反，和朝廷对诸侯王控制、处置能力的强化。而这两宗谋反案，即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案，都是还未出兵就被告发，胎死腹中，对其处理更是让诸侯王的地位急转而下。在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中，所牵连参与的列侯、二千石官员及豪杰有几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淮南王安自刎而亡，其王后荼、太子和参与谋反的人都被灭族，“国除为九江郡”。衡山王刘赐案件中，武帝“为置吏二百石以上，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

武帝对案件的处理看似不重，但却直插诸侯王国的心脏，让他们失去反击的能力。将和谋反案有牵扯的二千石官员、豪杰处死，重击了与诸侯王相互勾结、结党营私的二千石官员、豪杰；将诸侯王国二百石以上的低级官吏的任免权收归朝廷，借以警告诸侯王，断了为王国效力官员的升官、发财之路，从人才任用上架空王国势力；将淮南国与衡山国除国为郡，对武帝加强集权，郡国制郡县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剧照）

汉武帝乘胜追击，进一步贝乏损诸侯王的政治地位，制定了《左官律》、《阿党法》、《附益法》。汉代尚右，《左官律》规定，诸侯王国的官员为左官，不但低朝廷官员一等，还不能晋升为朝廷官员，以此遏止诸侯王网罗人才，图谋不轨的行为。同时，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励，在提高了汉朝官吏的地位时无形中贬黜了诸侯王国官员的地位；《阿党法》将“阿媚王侯”定为犯罪行为，如诸侯王若有罪，其傅相不举奏就触犯了法律；《附益法》是为防止王国官员采用不正当手段为诸侯王敛财而使之得益而制定的，它严禁封国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以此孤立诸侯王。

同时武帝还利用各种机会对诸侯王国进行削爵、夺地、除国，最典型的就是元鼎五年的“酎金夺爵”。武帝要列侯献酎金助祭，以诸侯王所献酎金的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为借口，废列侯人，将近一半的列侯就被削夺爵位。元封五年，除京师附近七郡外，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每区设刺史一人，专门负责巡察吏政，检举不法的郡国官吏和强宗豪右，限制“强宗豪右”。至此，诸侯王名存实亡，有封土却不治民，与汉郡无异，汉初郡国并行制实际已经演化为单一的郡县制，汉武帝的权力空前加强。

二、经济集中统一调度

七国之乱前，由于朝廷采取“无为”的经济政策，对各诸侯王经济上的放权，使得其独立发展本国经济，拥有与朝廷平分秋色的经济实力。大汉王朝的经济发展显现出区域化、多元化，严重阻碍了汉朝对经济的统一调度，无法有效操控王朝经济命脉。随着商品经济、货币经济蒸蒸日上的发展，诸侯王国掌控了重要的经济行业，如煮盐业、治铸业。七国之乱前，各诸侯王国凭借自己经济上的独立权阻碍着朝廷对经济实行统一调度和强制管制。七国之乱平定后，统治者利用大好时机，收回经济集中统一调度的所有权利。

汉武帝

武帝即位后，国家经济进入了高度集中的状态中，他对财政、赋税、货币金融、资源、市场实行了全方位的强控制。首先，改革币制，铸币权收归，保证汉朝占有铸造、发行货币的绝对权威。汉初在“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文帝颁布“除盗铸钱令”，对诸侯王国下放铸币权，诸侯王国可以自由铸钱，促进了诸侯王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以此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经济基础。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将铸币权收归朝廷，并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垄断了铸币业，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祷造五铢钱，其中钟官主铸造，辨铜主检验成色，技巧主刻范，“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五铢钱的法定面值与它实际价值等同，仿制无利可图，再加上国家垄断了铸币业，这就迫使其他货币退出流通市场，既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又打压了诸侯王国的经济实力。

其次，国家垄断盐铁业，切断诸侯王国经济命脉。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王国矿产资源丰富并控制了市场，获得丰厚的盐铁之利。如齐国的冶铁业就很是发达。赵国以冶铸为业。吴国“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七国之乱爆发后，名山、陂海“纳于汉”，朝廷收夺了诸侯王国盐、铁、铜等有关租税。武帝时，诸侯王国问题基本解决，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山海资源，实现经济上“大一统”。元狩三年，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切断诸侯王经济发展的命脉。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

最后，实行均输、平准政策，通过朝廷行政强控制经济秩序，解决了贡物运输和物价管理，从而实现经济的统一调度。武帝元封元年，升任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大力推行均输政策。所谓均输，意为齐劳逸而便贡输，就是调剂运输。各诸侯王都必须把本地的土特产作为贡品输送到朝廷，这加重了诸侯王国内百姓的劳役负担，而且还给诸侯王国背上了沉重的运输费用。所谓平准，就是平衡物价，是朝廷运用手中掌握的大量物资和经济力量，“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此稳定物价，防止富商从中谋取暴利。与此同时，还在全国实行算缗、告缗。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若对隐瞒财产不报的或者自报财产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增加了财政收入，打击了豪强大族对土地的兼并。

封狼居胥

三、武帝时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西汉从高祖到武帝初年，基本上是以黄老无为思想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一方面在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下，刘氏政权稳固，经济殷实，但另一方面推行黄老思想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己初见端倪，逐渐暴露。随着与朝廷血缘关系上的日渐疏远，礼乐崩坏，同姓诸侯王逐鹿中原，出现了西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叛乱一一七国之乱。这次王国叛乱导致西汉王朝政权内部分化、分裂；消耗了大量的物资，人力，严重影响了王朝经济的发展；战乱中军队分成不同的两大阵营，不能实现军队统一化，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黄老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不能有效约束和控制社会上产生的多元思想文化，成为这次叛乱的思想根源，建立“大一统”王朝思想文化统一的重要性凸现出来。

汉武帝时己然具备了思想文化“大一统”的条件。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是一种高度集权的社会意识形态，具体为“溥天之下，土地人民，定尊为一王；王室诸侯，上下朝官，内外夷狄始于一而归于一”的王道政治。实际上，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很早就已经形成，并指导着其构建“大一统”帝国，董仲舒等贤良文学只是对“大一统”思想进行细化与论证。武帝“大一统”思想形成的条件有：政治上，景帝对七国之乱的平定，使封国郡县化，稳定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秩序。

常年对匈“和亲”换来了边境的暂时和平，为思想上的“大一统”提供政治保障；经济上，“文景之治”为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减免田租，还废除了“过关用传”，促进工商业发展。景帝继续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将田租改为“三十税一”；思想上，在黄老无为思想统治下，各家各派思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相绌中逐渐融合、吸收，比如陆贾、贾谊的思想中掺杂着儒道两派的思想，这种趋向融合的思想环境为“大一统”思想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匈奴人

汉武帝首创年号纪年，定的第一个年号就是“建元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有着尊重天子统一天下的寓意。这一年冬十月，即武帝即位第一年就下诏命丞相、御史大夫、列侯、俸禄满二千石及二千石的官吏、诸侯王国之相要“举贤良方士直言极谏之士”，反映出武帝渴望与贤良志士讨论治国方略的迫切性，很遗憾丞相卫绾认为这样做会祸乱国政，谏止。尽管如此，武帝对如何治国及如何构建“大一统”的思考从未停止过，这种思考在诸侯王问题、地方豪强势力问题的处理上逐步形成。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命名为十三部（州），每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有明确的职权，即“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首条就是惩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限制地方大族兼并土地、横行乡里。后昭帝时，刺史还可镇压诸侯王谋反，齐孝王之孙刘泽谋反，企图刺杀青州刺史隽不疑，被隽不疑发觉并上报朝廷，事情暴露后，处死刘泽，“迁不疑为京兆尹赐钱百万”。十三剌史的设置，有力维护了皇权，大大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督，对防止地方割据有着重要意义。

四、由和亲向威震匈奴转变

汉武帝改变对匈政策，由和亲转为征战，并非客观形势所迫，而是一种主动选择。武帝时，汉匈关系的转变主要是由于双方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西汉刚刚立国时，社会经济萧条，“接秦之弊”，青壮年从军作战，老年孱弱之人运送粮饷，战争越频繁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百姓没有一点积蓄，军事力量薄弱。而匈奴正值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白登山

高祖时，冒顿单于率精兵四十方将高祖围困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的四十万精骑兵，“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而汉王朝却只显现出“羸弱”。文、景二帝时，统治者虽有心以武力威慑匈奴，但疲于与朝廷貌合神离的同姓诸侯王进行政治斗争，而不能尽全力攘外，只能以“和亲”、“互市”的手段维持着边境的相对安宁。

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为北击匈奴提供了政治保障，解除了朝廷的“院内”之忧。与此同时，汉初鼓励养马的政策到武帝时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高祖四年八月，征收“算赋”，为治库兵车马之用。景帝时，“始造苑马以广用”，在他西、北边设的马苑三十六所，“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文帝时，颁布“复马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用免除服兵役的方式鼓励民间养马。景帝中元六年，“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武帝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此时冒顿单于去世，匈奴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再加上之前投入大量兵力、物力用来击溃大月氏、慑服西域诸国，匈奴国势由盛转衰。

是否发动对匈战争最重要取决于武帝的态度。武帝一心想构建“大一统”帝国，元光元年五月，下诏云：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

老子画像

元朔六年六月，下诏：“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还对董仲舒所讲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加赞赏，然而北部匈奴成为阻碍汉武帝“大一统”步伐的障碍。武帝素来敌视匈奴，有两件事让武帝特别介怀，不断刺激着武帝攻伐匈奴的心理，即高祖被困白登山和冒顿单于以书信侮辱吕后。太封四年，武帝忿恨下诏：

“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被派遣的骑将军公孙敖和骁骑将军李广“失师而还”，车骑将军卫青误打误撞“获首虏七百级”。这件事更加激起武帝心中的愤恨，他颁布诏令：“朕闵众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复奉正义”。可见一雪前耻一直萦绕在武帝心里，成为督促武帝彻底解决北部边患问题的动力。再加上有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威震匈奴蓄势待发。

汉武帝赏赐其姐的“鎏金熏炉”

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下诏“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只好巡行边防，整编军队以振奋士气，“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亲巡边塞威震匈奴，还将“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以此耆敌，拉开了从汉初对匈和亲阶段，发展为威慑阶段。自此，西汉走向极盛。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贾谊集》、《淮南子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