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末年，北方大地陷入群雄割据状态，高欢、宇文泰相继建立起军事政治集团。起初，宇文泰掌控的西魏同高欢把持的东魏实力悬殊，关陇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山东地区相对富饶，因此东西魏分治之初，已经形成鲜明的东强西弱之势。

但是力量薄弱的西魏能挡得住东魏数次进攻，并建立北周政权，最终攻灭实力强大的北齐政权，着实不可思议。因此，要揭开这个谜团，就要从宇文泰与高欢两人身上寻找答案。

第一、两人出身不同。

习惯上经常把高欢和宇文泰归于六镇豪强体系之中，然而细究起来，两个人的出身还是有巨大的差异。高欢的祖父在世时，就因犯法被贬至六镇之一的怀朔镇，其父不事生产，所以青年时期的高欢家境贫寒，出身普通，而且还经常受人轻贱。反观宇文泰他的父祖都是武川镇豪强，这是真正的豪强宗族出身。

这也导致众多的六镇豪杰羞于在高欢之下，即便妻儿老小在东魏做人质，也要投奔西魏宇文泰。例如，独孤信的父母在山东，梁武帝问独孤信想要去哪里，独孤信答：忠臣不事二主，然而独孤信之前效忠的北魏孝武帝已被宇文泰暗杀，因此独孤信回到西魏就是投靠同为六镇豪强出身的宇文泰。

当然高欢的地位较低并非一定是劣势，六镇除了豪强之外，还有广大深受剥削的普通军户，这些底层出身的军户才是六镇军事上的主力，而且高欢由于自身出身比较普通，所以熟悉底层军户的艰辛，了解六镇军户的想法和难处，也尽力善待六镇军户，所以六镇军户也乐意为高欢所驱使。

高欢和宇文泰两人出身的不同，也就导致两人所依靠的力量不同，宇文泰主要依仗豪强力量，高欢则重视鲜卑兵士，这就导致两人在治国理政和自身修养方面的差别甚大，如对待六镇起义、汉化倾向、宗室子弟的教育上差别甚大。

第二、对待六镇起义的态度不同。通过对宇文泰和高欢的出身分析，可以了解到宇文泰出身于六镇豪强，统治集团高层多是豪强，而高欢出身于底层平民，统治集团高层不乏平民，这就导致两人对六镇起义的态度不同，虽然两人都参加了六镇起义，但参与的方式有所不同。

北魏末年，玄柔镇人杜洛洲起义，高欢立即跟随，这表明高欢是主动参加起义的。然而宇文泰不仅开始就站在北魏朝廷一边积极反对起义，并且和父兄一起斩杀了起义的首领之一，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宇文泰被迫参加起义，后来尔朱荣被杀，宇文泰不看好起义军的前途，便率领亲族躲避战乱。

高欢对六镇起义秉承支持的态度，宇文泰则是坚决地站在家族的一边，再加上两个人崛起路上，所以依仗的力量不同，一边是六镇的鲜卑士兵，一边是六镇的豪强。

第三、两人的统治手段不同。高欢虽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但对待官员尤其是亲族的违法现象，高欢虽知道不对，但只象征性惩罚以示警戒，不会严惩。宇文泰则赏罚严明，只要不守法律就会严惩不贷，对于亲族更是绝不姑息。如秦州刺史王世超，是宇文泰的内弟，贪赃枉法，宇文泰对其处以极刑。

北魏灭亡之际，北方社会一片动荡，底层民众的生命财产和正常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对于和平的生活十分向往，因此律法的制定和是否严格执行则会影响百姓的去向。历史雄辩的证明，凭借军事力量去短暂的维持局面尚可，但要想长久治安则必须依靠制度和法律去维持。

第四、两人对待汉化的态度不同。高欢世代居于北方六镇，已经习惯了鲜卑习俗，加上高欢轻视汉族士兵，所以对汉化的态度是尊胡轻汉。当然作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高欢也为胡汉矛盾做过一些努力，如告诫鲜卑士兵不可欺负汉人，但多是用和稀泥的方式来缓和胡汉矛盾。整体而言，东魏北齐时期，胡汉矛盾较深，即便是高欢倚重的汉族大将，也经常被同僚所戏耍。

反观宇文泰方面尊胡重汉，十分重视汉族文化，确立鲜卑贵族的统治地位之后，开始融合胡汉民族，尊崇儒家，崇尚周礼。宇文泰积极的汉化政策之下，胡汉矛盾明显弱化，这为北方胡汉文化融合奠定了良好的氛围和基础，同时宇文泰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拉拢和重用，不仅使士大夫行政能力得到发挥，而且在文化建设上委以重任。

通过对宇文泰与高欢的比较不难看出，六镇的军事力量超然地位，导致军阀混战初期决定性因素就是六镇的军事力量，可以说谁掌握了六镇军事力量，谁就可以乘势崛起。于是六镇豪强的身份，无论是在哪个军事集团都是一种优势。

随着兼并战争的加剧，六镇军事力量逐渐耗竭，获得汉族豪强和民众的支持，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愈发重要，尤其是当战争陷入僵持阶段，且互相损耗的时候，国家的汉化程度与统治者自身的汉化程度，直接决定了其政权内部是否团结，甚至今后的结局。因此又有人说，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是汉化的鲜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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