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众所周知，苏轼的一生中几经官场浮沉、大起大落。

他21岁中举，22岁进士及第，一举名震京城。兼之其文采风流深受名士欧阳修的赏识，可谓春风得意。

然而，正当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准备大展拳脚，一施政治抱负之际，他却又接连遭遇母丧、妻死、父亡。

情感上的哀痛自不必说，仕途上又一度陷入了奔丧、守丧、还朝……这样的循环当中。

到他34岁时回到京师后，却发现朝堂之上的境遇和他当初离开时已经很不一样，政治斗争一波一波绵延不绝。而王安石兴起的革新变法令他难以接受，于是只好自请外放，到偏隅之地为官。

好在他这人是天生的乐天派，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窘迫他总能一笑置之，豁达得不行。

转眼到45岁时，他却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乌台诗案”，并因此身陷囹圄、差点掉脑袋，幸好有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制才逃过一劫，第一次被贬至黄州。

02

五年后，王安石一党遭到打压，新党崛起。

年已50岁的苏轼被重新起用，并且升职就跟坐火箭似的，连升了好几级。

从元祐元年到元祐八年之间，苏轼从起居舍人升至中书舍人，到翰林学士、龙图阁大学士……最后升任礼部尚书，官居一品。

可是回朝之后，因司马光等人对旧党的打压太严重，苏轼表示实在看不过去，说王安石一党的新法其实也没那么差，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此举引起了新党的不满。

绍圣元年，苏轼第二次遭贬谪至广东惠州，时年59岁。

在此之前的一年，苏轼的前妻的堂妹，也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去世了。

更悲催的是，在苏轼被贬惠州的两年后，一直贴身照顾他的侍妾、他生命中最珍视的红颜知己王朝云也病死了。

从此，他再没有娶妻。

03

绍圣四年，又因为政治上的纷争，62岁的苏轼被贬谪到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岛儋州。

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对罪臣犯官极大的惩罚，其严重程度仅次于满门抄斩。

元符三年五月，宋徽宗即位后，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年底度岭北归。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北归途中，当时苏轼已经66岁了，在那时已属高龄；况且又是从瘴疠之地的海南回来，其身早已染上瘴毒；加上一年以来旅途劳碌、作息不稳，终于一病不起。

他预感自己快要行将就木了，强撑病体给弟弟苏辙写信嘱咐道：

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

04

苏轼的好友钱世雄、径山寺长老维琳都十分担心他的病体，经常过来探望他，可惜此时的苏轼已经病入膏肓，康复无望。

苏轼弥留之际，视听衰微，正是维琳在他耳畔大喊：“端明宜勿忘西方！” 告诫他现在要想着来生。

苏轼其时已呼吸气短，喃喃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表示西方也许是有的，但是空想着前往，又有何用？

钱世雄也大声说道：“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意在劝慰他，都现在这个时候了，你最好应该这样想啊。

苏轼最后只答了4字：“着力即差！”

意思是这件事不能刻意为之，如果勉强去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4字正是他的道教道理：

人生的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于不知善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