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系刻纹铜器：铜博山炉

刻纹铜器，即在器壁上用刀之类的锐器刻画图像的铜器，最早在河北、山东、江苏、湖南等地有发现，其时代据研究一般为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其实，在中原腹地、滇和岭南也有一些刻纹铜器，其时代相当于战国晚期至东汉末期。这些刻纹铜器器类多样、纹饰十分繁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一、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

汉代刻纹铜器除了以各种写实性动物纹为主的滇系和以复杂几何形纹饰为主的岭南系外，还有一种以云气纹为主的刻划纹饰铜器，其外表多鎏金，分布多见于中原，故称之为中原系刻纹铜器。此类刻纹铜器有博山炉、温酒樽、壶、盆、盘、碗、动物模型和勺等器物构件。

中原系刻纹铜器纹饰以云气纹为主，三角锯齿纹为辅，鎏金，与以几何形或动物纹饰为主的滇系刻纹铜器存在较大差异。与滇系和岭南系刻纹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不同，其广泛分布于中原地区，有江苏、山东、安徽、河北、湖南、陕西、河南、河北、山西等。

中原系刻纹铜器：铜温酒樽

从时代方面考察。中原系刻纹铜器西汉中期仅有一处发现，而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出现爆发性的增长，东汉中晚期急剧消亡。从使用对象方面看。中原系刻纹铜器以云气纹为主，与以几何形或动物纹饰为主的岭南存在巨大差异，且器表多鎏金，显示此系铜器的高贵，所出墓葬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原系刻纹铜器的纹饰均为云气纹或加三角折线纹、器表鎏金，铜器纹饰的高度一致显示出其应出自同一产地。但究竟是何地制作？下面两例铜器铭文提供了线索：《蜀郡西工铜斛》:

“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炼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汜、丞萌、椽巡、令史郧主。”

从上可知，蜀郡西工所造铜樽器表鎏金，并有雕刻纹饰，其纹饰内容，属云气纹饰。中原系其他刻纹铜器虽无铭文记载，但也均鎏金，錾刻云气纹饰。因此可以推断，中原系刻纹铜器的制作地应为蜀郡。

还有一文献可以证明。由于蜀郡所造产品极度耗费人力物力，和熹时邓太后不得不“敕止曰杀省珍费……其蜀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导致蜀郡工官手工业受到紧缩并趋于衰亡。巧合的是，中原系刻纹铜器的时代下限也基本为东汉早期，进一步论证了中原系刻纹铜器的制作中心当为蜀汉。由于蜀郡制作的刻纹铜器属御用器具，其使用故也多限于皇室成员或高级官吏，而这些人员多居住在内地，因此中原一带多有出土。

中原系刻纹铜器：张庄桥汉墓铜器

从上可知，蜀郡西工制作刻纹铜器始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为高峰，东汉中期衰落。铜器铭文方面也证明了此点。《二年酒鋗》:

“二年，蜀西工长儋、令史后得、啬夫中章、佐广成、工贞造。容五石，重九十五斤”

其属蜀郡西工西汉早期所造，铭文中无邯郸张庄桥所出“金银涂”、“文”、“雕”字样。《周君鉴》:“中平五年，蜀郡工官造作。周君。宜吉祥，宜王。”此器为东汉晚期蜀郡工官所造，但又有造作者的姓氏，还有常见的吉利语，它可能是由蜀郡工官监制周氏私人作坊承制。一早一晚两例蜀郡铜器的铭文中未发现文、雕等字样。上文显示，蜀郡西工在西汉早期并不制作刻纹铜器，其西汉晚期突然出现并剧增的刻纹铜器制作技术究竟从何而来？

研究表明，滇系刻纹铜器始于战国晚期，西汉早中期达到高峰，西汉晚期绝迹，不排除其传播的可能性。从纹饰题材和手法方面来看，滇系刻纹铜器和蜀郡西工所造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三角折线纹、卷云纹的图案在滇、蜀两地均有发现，以折线纹作为分界和装饰的风格也一致。

蜀郡西工刻纹铜器动物模型上的体毛用短线表现的手法，滇地铜器上的牛、虎、蛇、野猪、蛙上均可找到。据此推断，蜀郡西工所造刻纹铜器技术应来源于滇地。结合滇系刻纹在西汉晚期的急剧消失和蜀郡西工刻纹铜器的爆发性增长来看，应是部分滇系刻纹铜器工匠被迁徙至蜀郡所致。

滇王之印

二、汉代滇系刻纹铜器

滇系系刻纹铜器器类丰富，大致有剑、斧、戈、甲、贮贝器、犁、锄、卷刃器、扣饰、锥、长颈壶、提桶和各种动物模型等。滇系刻纹铜器的纹饰种类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写实性动物类。主要施刻在器腹等中心位置，有孔雀、老虎、猴、豹、蛙、鹿、牛、象、人、野猪、野鸡、鱼虾、昆虫、蜂；第二类：简单几何纹。多用于口沿和底，或用于图案的边缘和分界。有二角踞齿、三角折线、波浪、绹纹、网格、菱形、短直线、太阳、五角、平行线、回纹、刺点、连涡。

滇系刻纹铜器：贮贝器

根据各类刻纹铜器的出土年代，其纹饰大致分为两期。第一期：战国晚期。纹饰简单，以太阳纹、刺点、平行线、斜线、折线等简单几何纹饰为主；第二期：西汉早中期。刻纹铜器种类和数量突然大量增加，种类有剑、戈、矛、贮贝器、编钟、壶、盒、筒、锄、犁、各种甲片、斧、镰、卷刃器等。分布区域明显扩大，有江川、晋宁、昆明等地，纹饰种类复杂。

除简单的几何纹饰外，有大批的动物纹饰，还有少量的云气纹、羽状纹。纹饰安排也繁琐，在刻划面积较小的器物，如剑、戈、矛等工具上往往刻划单个或数量有限的动物图案，在贮贝器、壶等面积大的器类上，则刻划成组成群的纹饰，有狩猎、祭祀、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等场景，其内容的分界以绹纹和三角锯齿纹为饰。滇系刻纹铜器有剑、戈、矛、甲片均为滇文化特有的有的器形，纹饰也不例外，孔雀、金钱豹、老虎、牛、蛇等无不反映了当地热带的气候。另外，其分布地域均在滇地，因此其制作地无疑在晋宁、江川、昆明一带。

滇系刻纹铜器：铜盒

从上可知，滇系刻纹铜器出现于战国晚期，西汉早中期达到高峰，西汉晚期消亡，其兴衰变化过程与滇文化基本相当。按理，在没有大规模战争或某种报复行为背景下，文化的消亡过程应当是逐渐式。据《汉书．西南夷列传》载，

“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可知，汉武帝采用的是和平式的羁糜政策，并没有加以武力直接镇压。但上述材料显示，滇式铜器在西汉晚期基本未发现。其中原因，应与汉王朝采取的严厉铜禁政策有关。从铜器的铭文分析可知，西汉早期铜器的生产经营方式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分嫡系和地方两级，私营既有富商也有地方诸侯参与。汉武帝即位时，一方面”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国家财政陷于窘困状态；

滇系刻纹铜器：铜锄

另一方面，诸侯富商大贾

“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或“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轱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

俨然成为一股与朝廷抗衡的社会势力，鉴于此，汉武帝通过实行推恩令、盐铁专卖、收回铸币权、推行均输平准、制定算缗、告缗令等制度对上述势力进行了打击。“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而“诸侯唯得衣食租赋”而已。

滇系刻纹铜器：狼牙棒

在上面的大政策背景下，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滇王，汉王朝不会对其坐视不管，其最终结果可能也是“唯得衣食租赋”而已；至于滇地拥有的丰富的铜矿资源和大最高水平的铜器制作技术工人，汉王朝自然接收和利用。滇式铜器西汉晚期的绝迹，反映了先前的铜器制作业基本被破坏的事实，而其根源便在于铜矿为汉朝所占、技术工匠外迁。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滇地的工匠可能被迁徙到蜀郡西工，证据如下。第一，滇系的刻划铜器西汉晚期突然消亡，而蜀郡西工所造的中原系刻纹铜器在西汉晚期急剧兴盛，时间上完全衔接；第二，中原系的铜器刻划纹饰与滇系有较多的共性，中原系铜器，其流行的二角折线纹、卷云纹的图案与滇式相同，折线纹作为分界和装饰的手法在滇系器物上也可找到。因此，中原系刻纹铜器西汉晚期的突然兴盛，与西汉中期以后滇地工匠的迁入、滇系铜器的衰亡是紧密相连的。

滇系刻纹铜器：剑

滇系刻纹铜器基本继承了中原刻纹铜器的手法，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图案均以写实性题材为主。先秦时期的宴饮攻战、狩猎图案，无不反映当时激烈的社会场面。滇系刻纹铜器无论祭祀、狩猎、还是单件动物图案，也均是对当时社会和环境的真实刻画；（2）纹饰图案部分相同。如动物纹、绹纹、角纹，两者均有；（3）图案的安排也是分区或分段式，且均以绹纹为装饰。（4）先秦刻纹铜器多为槌制，滇地的臂甲、盔甲也是槌制。另外，时间上两者衔接，没有缺环。先秦时期刻纹铜器在战国中期不见，而滇系刻纹铜器战国晚期开始兴盛。从上可知，滇系刻纹铜器的兴盛，与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刻纹铜器技术的传入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汉书》、《后汉书》、《盐铁论》、《古代中国青铜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