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了安抚功臣勋旧，就颁发了大量的“金书铁券”。此类“丹书铁券”是由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推行的，唐、宋年间进一步完善，明朝“金书铁券”空前完善。其一，“金书铁券”分为两份，一份由功臣收藏，另一份存放在皇宫，两者互相对照无误，才可以进行免罪。其二，“金书铁券”主要授予军功卓著，或者有公、侯、伯爵位之人。那么明朝朱元璋颁发的的“金书铁券”，真的可以免死吗？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大肆封赏功臣勋旧，仅仅公爵就有6位：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郑国公常茂，一时间风光无限。功名利禄使得众人目眩神迷之时，朱升向朱元璋提出了“告老还乡”的请求，人老成精，这个71岁的大儒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朱元璋极力挽留朱升，但朱升年事已高，最终朱元璋同意了他还乡的请求。

朱升的名气不如李善长、刘伯温大，但他的功绩一点也不比任何人小。朱升的前60年，一直在做3件事：读书、教书、著书，他是闻名乡里的大学士兼隐士。朱元璋攻城不利之时，邓愈向他举荐了朱升，朱元璋亲自登门拜访，向他请求攻伐天下之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建议，天下义军无不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朱升却建议朱元璋稳固根基、收取民心，打下坚实的统治基础。

朱元璋对此深有体会，当初他依附郭子兴之时，一个濠州城就有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个大帅。他们互相攻伐、为争权夺势而无所不用其极，名为义军，实与土匪、山贼无异。攻陷金陵之后，朱元璋一直注重积蓄实力：张士诚称王了，朱元璋默不作声；陈友谅称帝了，朱元璋还是默不作声；直到陈友谅兵败鄱阳湖，朱元璋才自称吴王。

朱元璋采纳了朱升的“九字方略”，在纷乱的天下中得以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了明太祖。从60岁出山，朱升前后追随朱元璋10年；但朱元璋称帝不足1年，71岁的朱升就选择了“告老还乡”。年纪大了，对功名利禄也就看淡了，对人心的把握也就更独到了，朱升就是这样的人。

朱元璋挽留之后，见朱升年老体弱，也就允许朱升落叶归根了。朱升唯一的牵挂就是儿子朱同，他对着朱元璋不停地哭泣，为儿子讨要“金书铁券”。朱升本就是大功臣，朱元璋见他爱子心切，也就没有封朱同当大官，而是给了他一块“金书铁券”。心满意足的朱升，重新开始隐居生活，第二年就病逝了。

朱升的功绩影响下，朱同一步步稳定升迁，做到了礼部右侍郎之位。但有着“金书铁券”的朱同，还是被迫自缢身亡了，正式的说法是他牵扯进了“蓝玉案”。“金书铁券”有一个最大的限制条件：谋逆之罪，不能赦免。朱同牵扯进“蓝玉案”，“金书铁券”是不能免罪的，但朱同1385年就死了，“蓝玉案”1393年发生的，时间完全对不上。

朱同一个并无太大才干的官二代，父亲朱升又早早病故，他的模糊之死是牵连进了1380年的胡惟庸案或1385年的郭恒案。胡惟庸案虽然发生在1380年，但胡惟庸死后10年之间，朱元璋扩大了实际问题，进行了一次针对功勋旧臣的“大清洗”活动。1390年，时隔10年之久，《昭示奸党录》中李善长、唐胜宗、陆仲亨等人还遭到株连。在此期间，朱同作为礼部官员，是有可能被胡惟庸这个最后的宰相牵连到的。

而1385年发生的郭恒案，更可能是朱同真正的死因。郭恒案由朱元璋怀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赵全德等地方官员，勾结户部侍郎郭恒等中央官员，进行贪污活动而引发的。郭恒案也被朱元璋借题发挥，进行了一场大清洗，前后死者多达几万人。

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明史.刑法二》

郭恒案的清算范围非常广，许多官吏由于他人屈打成招，或恶意诽谤而获罪。受不了残酷的迫害，便只能继续检举他人，到最后京城官吏死者有数万人之多。他们不乏贪墨官吏，可也有许多无辜之人牵扯其中，郭恒案是朱元璋主导的一场反腐败运动，更是一场震慑百官、臣民的政治大事件。“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而朱同当时的官职就是礼部右侍郎，他的死期与郭恒案发生时间完全吻合。

由于“明初四大案”牵扯范围过广，除了“空印案”，其它的“胡惟庸案”、“郭恒案”、“蓝玉案”都是一死数万人，许多受害官吏记载都是相当模糊的。其一，朱元璋有意扩大事态，稳固统治的手段并不光彩，比如“胡惟庸案”清算了整整10年，李善长等人还是遇害了。其二，清算的官吏太多了，许多人只要被其他人扯到或者指控，根本没有太详细地审查过程，就直接定罪了，死因、罪状原本就不清楚。

朱同就是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唯一特殊的是朱升是明朝开国功臣，他才有了那寥寥的几笔记载。朱升告老还乡之时，用哭泣求来的“金书铁券”，终究救不了朱同的性命。而朱同的死还只是“明初四大案”的冰山一角，那光芒万丈的皇权下，掩埋的累累冤魂更是多不胜数。所谓的“金书铁券”遇到皇权阻力，几乎等同虚设，与皇权发生冲突后，想真正免罪难之又难。

参考资料：

《明史.卷一百三十六》、《逆臣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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